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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治亚州希望工程加剧社会不公

发布时间:2019-04-14 08:18:10 阅读: 来源:瓷砖胶厂家

乔治亚州“希望工程”加剧社会不公?

因为“希望工程”不设家庭收入上限,越来越多的获益者来自中上阶层家庭,本来不需任何资助或者只需要少量资助,就可以读完大学。而真正的寒门或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子弟,由于教育质量低下的贫困学区,或是来自下层阶级常见的单亲破碎家庭,无法获得优秀成绩,要么必须辛苦借贷工读,要么被拒之大学门外。

  导读

  因为“希望工程”不设家庭收入上限,越来越多的获益者来自中上阶层家庭,本来不需任何资助或者只需要少量资助,就可以读完大学。而真正的寒门或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子弟,由于教育质量低下的贫困学区,或是来自下层阶级常见的单亲破碎家庭,无法获得优秀成绩,要么必须辛苦借贷工读,要么被拒之大学门外。

  于时语

  上一篇文章提到,乔治亚州的“希望工程(HOPE Program)”(HOPE是“帮助杰出学生教育”的英语词头缩写,其财源是乔治亚州的公共彩票收入。)实施20多年来,对乔治亚州中学生上进心、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习成绩的正面鼓励效果,获得相当数据支持。“希望工程”因此多次获得好评,克林顿总统任上也曾以此为模式引进教育免税计划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把它列为全美最大的按分给奖的奖学金计划之一,引起其他不少州仿效,也代表了美国大学公共资助从助学金向奖学金演变的趋向。

  但是乔治亚州的“希望工程”也反映了此类按照学习成绩的奖学金计划的负面社会效应。首先是“希望工程”在1995年取消了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0万美元的限制,使得所有的中上阶层子女都能享受。其次由于学龄人口和大学生比例的同时增长,超过彩票收入增长,“希望工程”不断提高获奖的学业标准:从原来的平均成绩“良”(按照优良中差四分制,平均分数为3.0),提高到目前的平均分数3.7(4.0就是全优),获奖所需的标准化“高考”分数线也一再提高。这就牵涉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大势:学生成绩与家庭收入的高度相关性。在这一相关性之下,因为“希望工程”不设家庭收入上限,越来越多的获益者来自中上阶层家庭,本来不需任何资助或者只需要少量资助,就可以读完大学。我友人的获奖子女都属于此类。许多家境良好的学生父母于是用省下的学费为子女添购汽车,在校园里被戏称为“希望之车”。而真正的寒门或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子弟,由于来自教育质量低下的贫困学区,或是来自下层阶级常见的单亲破碎家庭,无法获得优秀成绩,要么必须辛苦借贷工读,要么被拒之大学门外。

  “希望工程”的财源更加剧了这种社会不公平性。彩票可以称为一种向穷人征收的逆向累进税:购买彩票的大多是梦想发财的下层阶级,腰缠万贯的富翁不会问津。乔治亚州的“希望工程”,实在是用从穷人那里搜刮来的彩票收入,补贴给中上阶级子女去读大学。但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,州议会始终无法通过恢复“希望工程”的家庭收入上限,以限制没有经济困难的中上阶级子弟获得奖学金。

  美国大学教育资助从助学金向奖学金的演变,与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政策(Affirmative Action)遭到越来越大的反对,有相当的关联。平权政策专门照顾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入学。随着美国社会竞争日益激烈,越来越多的主流白人无法忍受这种“加分” 照顾造成的“逆向歧视”,而不断发起诉讼,数次打倒最高法院。而且很多数据和事实显示,这种“护短”式的照顾,实际效果常常适得其反。例如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“加分”照顾录取的黑人学生,竟有70%未能完成学业。就连麻州理工学院照顾录取的黑人“尖子”,也有近四分之一半途而废。即便学校以分数膨胀等手段“掩护”资质不够的少数民族学生混到毕业,他们还是会面临真正“色盲”的社会和职场检验。医生和律师的执照考试便是无法凭肤色“加分”的关头,黑人毕业生无法通过这两种执照考试的比率因此远高于其他族群,甚至出现黑人律师无法执业而流落街头的事例。最讽刺的,是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的加州大学医学院照顾招生案,一位低分挤掉白人入学的“模范”黑人学生,毕业后因为医术极差,出现死亡事故,而被吊销了行医执照。可以说这样的照顾性“加分”录取,是对宝贵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,更不提剥夺了其他大批优秀学子的社会机会。不计学习成绩,光凭家境贫困的助学金,硬是资助鼓励学习困难学生进入大学,难免也会有同样的弊病。

  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公平性和社会效果,其实反映了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伦理问题。一个简单的事实,便是学习成绩与家庭收入的强烈正比关系。这里可以引用美国标准化SAT“高考”分数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曲线来显示(图一)。所以任何奖学金计划都会偏向高收入家庭,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。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竞争大势,是上层阶级不断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资,以维护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。因为学习成绩与学生智力水平相关,于是又牵涉到平均智力与经济地位的关系。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调查数据,显示富人子女智力高于穷人子女,是个例证。从“选择性婚配”理论和早期智力开发的角度,只能说智力与家庭穷富的相关性,有先天遗传和后天教育的双重原因。然而大量研究表明:其中的后天教育效果,在婴幼期和学龄前就基本定形。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,知识家庭和下层蓝领家庭对比,婴儿到了二、三岁时,语言词汇的吸收量已经有数千万遍次的差距。要靠大学教育机会来弥补这种早期缺失,无异刻舟求剑。

  但是寒门子弟的学习成绩欠佳,确实常有智力水平以外的原因。《纽约时报》曾经报道过一项个案:印第安纳州的一对中学好友。其中一人高中时父亲不幸去世,不得不边读书边打工帮助养家,学习成绩下降,无法获得奖学金升入正规大学,只得先在社区学院工读两年,再申请到学生贷款和其他资助转入州立普度大学,与中学好友重逢。后者家境良好,得以全力学习攻关,高中毕业时就获得了普度大学的全额奖学金,到两人再次相遇时甚至已经获得医学院博士班的奖学金,春风得意。智力水平据说相当的一对好友,因为奖学金的不同机遇而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
  不像白纸黑字的考试分数,家庭具体情况千变万化。对于寒门子弟而言,没有一项客观标准,可以准确反映他们不够突出的学习成绩,乃是出于智力和个人努力之外的因素。光凭家庭收入决定的助学金,因此难免广种薄收、浪费教育资源的弊病,降低整个社会的教育产出和成果。助学金和奖学金之间的优劣和公平性,会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题目。但是说到底,无论助学金还是奖学金,家庭财富和收入仍是大学教育机会的决定性因素。《纽约时报》5月28日刊登的关于父母收入与子女接受大学教育比例的最新图表(图二),清楚说明了这一无奈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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